警惕招工难、就业难演变为人才短缺

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最大特点是拥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而我们现在却在劳动力供给上面临两个转折点：第一个是我们从2004年开始，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这场民工荒不是临时性、周期性的，而是一直持续至今长达10年的招工难。由于劳动力短缺，因此这10年来，中国低端劳动者的工资一直在持续上涨。

第二个转折点是我们从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当年已经到达峰值，而这个数字从2011年开始一直在持续减少，如今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

我们把这两个转折点结合在一起不难看出，2004年到2010年是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区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刘易斯拐点时期（编者注：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中国现在正处在后刘易斯拐点时期，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调整就业增长结构。尽管我们的就业人口还在逐年增长，但增长结构已经和过去大不一样。原来我们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现在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呈现负增长。一方面农民工招工难，另一方面大学生却出现就业难。为防止一些产业因缺乏具备合格技能的劳动力陷入困境，我们必须要重新调整就业结构，把更多的劳动力调整到有助于经济扩张的部门。而这又需要政府及时增加教育投入。

招工难和读书无用论缘何出现

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农民工求人倍率（该比值越低表示找工作越难）一直在持续上涨，而大学生的求人倍率总体来说保持在1左右，有时甚至低于1。换句话说，中国的农民工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是同时存在的。

城镇劳动力市场招工难现象是长期存在的。多年来，就业岗位与求职人数的比值一直都在上涨，除2009年有一次例外，其他时间这个比值都大于1，也就意味着职位供大于求。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不同学历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就业状况。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农民工求人倍率（编者注：即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该比值越低表示找工作越难）一直在持续上涨，而大学生的求人倍率总体来说保持在1左右，有时甚至低于1。换句话说，中国的农民工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是同时存在的。

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在2004年以后，普通劳动者或者说非技能、半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较快，无论是制造业、建筑业还是农业，农民工的工资在这10年来都呈现着两位数的增长。而大学生的工资待遇增速远远达不到这个幅度。

无论任何时代，哪怕是在那些劳动力过剩的国家，都会出现非技能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因为在经历过刘易斯拐点之后，过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雇到的非技能工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稀缺。由于对这部分人力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供求关系变化最显著，因此他们的工资上涨速度也会明显更快。当人力资本更高的和人力资本更低的职业工资上涨速度不一样时，就会慢慢出现工资趋同的状况。这个现象反映在老百姓的观念中就是读书无用。而经济学家就会把这个现象称为人力资本回报下降。

我们在中国三个城市做过关于农民工受教育回报率的调查，发现高中学历、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相对回报率都在下降，而学历低于初中这部分人的相对回报率却在上升。一旦老百姓认为读书无用，就很难去激励孩子继续上学。

要提前为产业升级培育人力资本

今天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刚好跟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相匹配，但是由于农民工没有上高中、上大学，他们的受教育年限距离第二和第三产业在产业升级以后对教育的需求会有巨大差距，而这个差距至少会有三四年之多。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很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周期性失业。可为什么即使后来经济有所恢复，这些国家的就业率依然得不到恢复？原因就在于：周期性问题转换成了结构性问题。由于多年来劳动力市场非常活跃，以至于大家都不读书，全部急急忙忙跑去找工作，而经济一旦出现问题，需要真正拥有技能才能找到工作时，这批不读书的人就很难得到工作。西班牙青年的失业率之所以能达到50%，就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

中国的劳动就业群体有10%以上的人拥有大学以上文凭，他们基本上都分布在公共管理、教育卫生、信息业、金融业这些高端的服务领域。美国有40%以上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分布在农业、制造业、交通和商贸业。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生不愿意去这些领域，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在这些领域没有优秀的大学，而都是通过职业教育在填补这些方面的就业空白。

职业教育可能会出现两个错位。首先，现在职业教育的体系和能力未必能够培养出适合于这些行业的就业技能。尽管很多数据好像可以解释职业培训学校的就业状况很好，学生刚刚步入校门就被企业盯上，但这种现象是由于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并不是学生在职业学校真的学到了什么技能。其次，由于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非常快，不知道那个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因此我们今天为未来产业结构升级所培养出来的人力资本，很可能是未来并不需要的。

治理结构性就业难题，我们需要的是劳动者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受教育年限的持续。百年树人不是一句空话。过去20年中国的教育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可是在这么快的发展过程中，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才增加2.7年。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从今天的静态产业结构来看，相信未来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

今天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刚好跟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相匹配，但是由于农民工没有上高中、上大学，他们的受教育年限距离第二和第三产业在产业升级以后对教育的需求会有巨大差距，而这个差距至少会有三四年之多。

日本的经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日本也曾经历过高校扩招，也被大家批评由于扩招太快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就业越来越难。日本政府迫于压力，有意减少了高校的发展速度，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把他们最好的工人投入到制造业，创造出很多很好的产品。但是，当这部分比较优势消失以后，当日本需要创新、需要提高生产力的时候，他们发现，人才不够了。

教育有两种回报，一是私人回报，即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得到的回报，这个回报有的时候会有市场失灵。二是社会回报，这个回报会更长久，个人可能体会不到。教育经济学告诉我们，社会回报最高的教育阶段是学前教育，然后依次是义务教育、普通的高教和职业教育。

我们通过这样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首先，政府要投入更多的钱去办教育，但应该投在市场无法自发做到的地方。对于那些私人回报率较高的教育培训业部分可以全部交给市场去决定。其次，我们应该继续增加受教育的年限，为了真正激励家庭送孩子上学，就应该把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也纳入到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里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